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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白鹿原》诉说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是 1988 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 16 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

自 1985 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十四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到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来摆置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二十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一百一十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王岭。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浐河岸边,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约七千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庄。白鹿原至今仍流传着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在原上或纵马或郊游或打猎的轶事趣闻;大诗人王昌龄在原上隐居时,种植蔬菜,下原到灞河逮鱼,也少不了吟诗;王维走得更远,从长安城东的灞桥乘一叶小舟,沿着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岭山中的辋川,留下千古绝唱;刘邦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下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许是从我家的猪圈旁边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驻地。我不搞考古,对中国悠远的历史也马马虎虎,说以上这些遗存的史迹景观,仅仅是想让喜欢小说《白鹿原》的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进程中虽然早已冷寂的几点遗痕,多少可以感知这道横在西安城东不过二十华里的古原,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

我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两年多,在那些糟得经不住翻揭的县志上,看到“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人的生活形态,风调雨顺的丰年里的锣鼓,以旱灾为主的多种灾害里饿殍遗野的惨景;某朝某年发生的乡民驱赶贪官的壮举令人读来惊心动魄,万民自觉跪伏官道为一位清官送行的呼喊和眼泪感天动地。我踏访过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的吕大临的归终之地,也是牛兆濂(朱先生生活原型)建馆兴学的书院。我也寻找过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那家粮店的遗址。还有我从老人口中掏出的包括我的祖宗的故事,不乏令我窃喜不尽的生活细节。

在我翻开县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这村那庄的时候,心里一直悬挂着一个最直接最简单却也难回答的大问号,在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时候,历经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怎样活着?换一个角度说,两千年里轮番转换着的大帝国和小王朝的无数个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给白鹿原数以万计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 1949 年共和国成立?我的这个问号,开始就挂在发生辛亥革命的 1911 年这个年轮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划界。

我首先面对的是白嘉轩。我的意识已经明确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准这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不仅影响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态的把握,而且直接影响到业已意识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开掘。

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田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里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合一体了。这个《乡约》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吕大临的作品。《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

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

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注:上文节选自本书创作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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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忠实
评分:8.6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班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

下载 | 《人民的名义》热播剧同名政治小说

《人民的名义》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目前豆瓣评分 8.7 分。以下内容节选自凤凰网对《人民的名义》一书的作者周梅森的专访,可一窥创作本书背后的故事。

周梅森,1956年出生,江苏徐州人。高中毕业。当过矿工、文学杂志编辑,挂职担任过政府官员,曾下海经商,现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代表作《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以下是记者对其创作此书的相关采访节选:

记者:促成您写《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反腐题材作品的原因是什么?

周梅森: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作家的天职是写作,我是个在场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态,《人民的名义》是应运而生。当然,这里有个契机。过去近十年我一直在写这个小说,写了就扔在那,隔了很久又接着写。这类小说发表、出版都有一定的阻碍,电视剧更是不容易拍。过去有关部门认识上和政策上都有偏差,对密切关注现实的文艺作品、对触及到诸如腐败之类问题的小说和影视,认为可能是负能量,似乎闭眼不看,就不存在似的。现在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次三线联合,小说、话剧、电视剧,同时比较顺利地出来了,完成字数近一百万字。

记者:您在这部作品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周梅森:小说描述的H省政治生态极其糟糕,腐败触目惊心。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是存在的,那有什么不能写的呢?如果怕这怕那,作品就没法写。在揭示赵立春、高育良、祁同伟这些腐败官员的同时,我更着力描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和反贪局长侯亮平等人物,面对腐败现实的严峻斗争,着力刻画了李达康、易学习等一批务实官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记者:《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有些偏政治化,不过这也是您一贯的风格。

周梅森:这个书名是有些政治化,可能有些读者不会喜欢。原来想叫《底牌》,但觉得太娱乐化,就放弃了。现在看来,《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也好,我写的本来就是政治小说,没必要遮遮掩掩,强装“纯艺术”。我追求的艺术从来就不纯,大家都知道的,也就不担心谁议论。腐败官员满口人民,人民在他们那里变得也就是个名义。因此反腐败才要真正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义将他们绳之以法。

记者: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成了热点话题,您怎么看待这种热度?

周梅森:我觉得文学作品关键是要往人性的深处去挖掘,要往人的灵魂深处去挖掘。这样才能触动人。最高检安排我到监狱采访落马官员。很多官员落马以后非常后悔,但也有一些官员有抱怨情绪。他们想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贡献,一个城市变化了,一个县变化了,贪了百八十万判我15年,觉得很冤枉。我跟他们讲,这是政治伦理的问题,当你们在位的时候,党组织在你身上花费了精力,信任你,培养你,你出了问题你抱怨,比你更委屈的是组织,更痛心的是组织,因为组织的心血白费了。而且你腐败掉了,挨骂的是党组织。理想信念是党纪底线的最低要求,守住底线是基础,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

记者:您如何定义当下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

周梅森:这类小说虽然一直受限,但却是流行小说的一个很大分支,读者甚众,文学评价却不高,我也几乎不看。我的这部《人民的名义》不是所谓官场小说,也不是反腐小说,我更倾向于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从省市高官,一直写到基层工人,写了丰富的社会层面,对一个个人物从人性上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他们各自特定的命运,把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切身感受写了出来。这可能是我这本书和那些市场流行的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最大不同吧?

记者:为什么对这类题材的写作有那么大的兴趣?

周梅森:因为这一场改革,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我的作品由于离生活非常近,描写起来又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做,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前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是不在场,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会与人民离得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尽我所能在写这个时代,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记录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很多问题。作为作家,我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这本《人民的名义》就是我最新的承担结果。我觉得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

周梅森口述: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

我文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十几页。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书叫《巴尔扎克传》。书里讲,巴尔扎克一天到晚想发财,办过肥皂厂,香脂厂,每次投资都失败,失败以后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拿了稿费继续投资后,投资又失败,再写稿还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当时我就想要做一个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在拿破仑的雕像底座上写了一句话: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他的小说,如实写出了法兰西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没落贵族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那个重要转型期的社会百态。他是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仇恨来写作的。他的心态有点像我,一方面心里很想发财,一方面对大资本充满厌恶。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投资比他成功一些。我也是在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口都有作品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茅盾的《子夜》,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下,而且还是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大讨论的一个答卷式的作品。中国向何处去?资本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他当时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写的这本书。因此,说文学写当下没意义,这观点我不赞同。

从传统意义上讲,一个作家就应该回家专心写作,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个时代机遇非常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抓住,一边学一边干,就能干成。

但是话说回来,文学在我的生命中无疑处于中心位置,文学成就了我的人生。早年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是文学在引导着我顽强地向前走,使我从矿山走向城市,从地层深处走到了阳光大地上,从青年走到中老年。没有文学,就不会有我的如此丰富的精彩人生,我今天肯定还是偏远矿山的一名下岗工人。

我故乡的同学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全都下岗了,看到他们在底层挣扎奋斗的艰难身影,我的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说——包括这部《人民的名义》里,总会有底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比如这部小说中的下岗工会主席郑西坡——我着力描绘的一个小人物,这种困顿人生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我的小说一直接着地气。

注:摘自凤凰网资讯“《人民的名义》原著作者:这部作品不是反腐小说”


作者:周梅森
评分:7.5

本书讲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调任地方检察院审查某贪腐案件,与腐败分子殊死较量的故事。呈现了一幅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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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中国人的气质》换个角度看中国人

对一个上法庭作证的证人的要求是,要说出实情,全部的实情,除实情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涉及中国人的时候,许多“证人”都说出了实情,但是,或许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敢问心无愧地称自己说的只是实情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至于全部的实情,那就更没人说过了。这是因为,再博学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面临着三种来自不同视角的异议。

第一种声音或许会说,试图描绘中国人的性格,将之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其他人,是一项注定徒劳的努力。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于 1857 至 1858 年间派驻中国的记者,由于工作机会而得以亲眼目睹处于各种不同境况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依靠他那训练有素的记者的敏锐目光,可以说他已经对中国人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那个时代以中国为写作对象的每一位作家那样。在为自己的书信集所写的序言中,库克先生却为他未能曲尽其妙地描摹中国人的性格而向读者致歉:“在这些信件中,我还没能详尽地解析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够比它更加引人入胜,再也没有什么题目能够比它具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可以进行精心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归纳。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加以利用,任何一个小批评家都会因此而蔑视我。事实却是,每当我刚一提笔记下整个中华民族的若干非常优秀的品质时,非常不幸,我所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会在同时表现出另外一种言行,推翻了我原来的假设,为了忠于事实,我连续焚毁了一些信件。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经常与一些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们谈及此事,发现他们也总是与我观点一样,认为不可能得出一个关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概念来。然而,这些难题只有那些实际接触过中国人的人才会遇到,一位聪明的、对讨论的对象茫然无知的作者,或许反而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冠冕堂皇、不符合事实的分析,而分析则应该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臆造的成分。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获取一些必要的知识,合理地解释中国人思想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估量其总的分量和影响。但是现在,至少我自己应该感到满意的是,我没有去给出那些严格的定义,而只是根据一些最突出的特性来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番描述。”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人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各种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他们似乎是难以掌控的,又仿佛是难以理解的。的确,只有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尽管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还在大行其道,即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怪胎,自相矛盾,完全不可能被理解。但是,我们与中国的交往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却始终没有提供出一个清楚的答案来,即我们为何无法对这个民族做出一番真正的认识,就像我们在面对其他复杂现象时所做的那样。

另一种反对意见则更加义正词严,说本书作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资历写作这样一部书。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样一个资历并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书来,这就相当于说,另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一篇关于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一个仅踏足过这个国家一多半省份的人,一个仅在其中的两个省居住过的人,确实无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归纳为整个国家的概况。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字林西报》而写的,本来并没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遥远的英、美、加拿大等国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作者本人这才应邀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

某些人还提出了第三种反对的理由,即本书提出的部分观点,尤其是那些有关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观点,是不公正的,有可能对人们产生误导。

然而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印象不可能如统计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它们更像是照相底片,没有任何两幅是彼此相同的,但其中的每一张都可以呈现出其余的底片未能捕捉到的那部分真实。拍摄照片所使用的胶片和镜头不同,甚至冲洗照片时所用的显影液不同,都会使照片产生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许多人在中国定居很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胜过本书作者,这些人所表达出的观点是与作者完全一致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在某些地方再润色加工一下,就会使这幅过于“单调的”画面显得更为真实,这些人的意见同样值得尊重。在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的鞭策下,此书得到了重新修订。由于此次再版时间仓促,原书中讨论中国人性格的部分被删去三分之一,全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则保留了下来,并新添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曾经有人问萨克雷,为何在他的小说中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聪明绝顶,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对他所看到的现象作深入的思考。有一幅版画,画上是一棵橡树,但是看画人却被要求在橡树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的侧面像来,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先,看画的人无论怎样盯着它看,往往都看不出任何侧面像来,会觉得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然而那个侧面像一旦被人指明,再看那幅画却仍旧看不出拿破仑来,倒是不可能的了。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

请读者诸君留意,这些文章既不是关于整个帝国的概括,也不是外国人在华的见闻和感受的大荟萃,这就好比,一个修饰性的从句不可能被放进每一个语法形式上与之匹配的主句中。这些文字只是一个观察者之印象的表达,所涉猎的仅为诸多“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所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只是一道光线,一定数量的此类光线合为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白色光柱。这些特征也可以被视为归纳研究,这里涉及的许多细节不仅来自作者本人的体验,同时也源于其他人士在许多场合下的亲历。因此,这个议题才附加上了如此之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众多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中最具哲学头脑的一位,曾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让一个人原原本本地了解某个外国民族精神特质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向他提供一大堆记事本,让他细读。这些记事本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看上去非常特别的事件,而且最好还附有该国人士关于这些特别事件的解释。

正是通过数量充足的此类事例,才可以推论出一个总的原则。这个结论或许会遭到质疑乃至反对,但这些被引用的事例却不应被忽视,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种与中国人性格相关的理论,最终都必须仰仗于这些事例。

将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做过此种尝试的人最能感觉到其中的艰难。很明显,被视为中国人“性格”的许多东西纯粹是一些东方人才会具备的特质;可这一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则只能靠每一位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出判断了。

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某些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这三种信息获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有益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种方式,它比上述三种方式加在一起还要有效,只不过这种资源并非每个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方式就是,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村庄里住上一年,他对中国人内在生活的了解之深,可能是他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也达不到的。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这些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位传教士的观点,它们只是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者所记录下的他的真实所见。由于这个缘由,本书也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即认为中国人的任何一种性格都可以以基督教为范式来加以改造。本书没有给出这样的假定,即中国人绝对需要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的性格中表现出了许多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将如何得到矫正,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言的“中国问题”,如今已远非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将比现在显得更加紧迫。任何一个对人类怀有美好愿望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表示出兴趣,即如何让人类构成中的这个庞大部分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得出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必有一系列论据来支持它,即使这些论据在此之前被人所忽略。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获得怎样的支持,它们依旧会自己倾塌。

很多年前额尔金勋爵答复上海商人时所说的话,今天听起来依然是正确的、中肯的:“当那些阻止人们自由进入这个国家内部的诸多障碍被移开之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会发现,它所面对的不是蛮荒一片,而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的许多方面衰退了,残缺了,但另一些方面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必须去战胜这个心怀疑虑的、智慧的民族,其方式就是去宣传。与安于尘世的生活原则相比,抵达天堂的信仰能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提供更好的保障。”

注:上文摘自本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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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明恩溥
译者:刘晓旸、刘文飞
评分:8.3

本书是明恩溥在《字林西报》发表的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文章的合集。本书生动概括、描述了中国人的一些典型性格特点。虽然有一些误解和偏见,但大部分的观点还是客观犀利的,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真相”有深刻的了解。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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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

2013 年 12 月 30 日,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通车仪式就在公路的入口处举行。受中央正在推行的“反腐行动”与“八项规定”影响,这场仪式异常低调而简朴,与四年前场面铺张、繁冗的开工仪式截然不同,既没有鲜花和剪彩,也没有锣鼓和鞭炮,更没有嘉宾云集的主席台和载歌载舞的工人方队。只见一排不辨职务的官员安静地站着,其中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走到麦克风前宣布:“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他的发言像电报一样简短,整个仪式不到两分钟,似乎我刚打开摄像机,它就匆匆结束了。

我坐上朋友的车,穿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眼前,这条崭新而宽敞的道路空空荡荡,只行驶着稀疏的几辆车。两侧的群山和村镇平淡无奇,好像三年多前我初来此地时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我的非虚构写作和纪录片拍摄中,这条道路象征了国家的发展之路,但如果你只是等到它修成之后,踩着油门在上面风驰电掣、走马观花一番,惬意地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也是“速度之恋”结下的“爱情之果”,那么,你不会看到一条完整的道路,你无从了解到一条道路的前世过往,更不会体会到和它相关联的那些卑微人生和悲喜故事。而正是这些被忽略被遮蔽的部分,构成了一条道路在其物理向度之外的漫长而幽暗的里程——那正是每一条道路“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有幸看到了一条道路的这两个层面,但我并不打算刻意去揭露和控诉什么,我只管用自己的方式去观察、感受和言说世界。并且,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这既是一次两种载体(影像和文字)的个人写作,也是一次个人视角的田野调查。三年多来,我尽力让自己身处事件的现场,尽力让自己在其中匍匐得更低,从而去记录下那些很有可能迅速消失在历史中的景象和声音。我希望这些脆弱的景象和声音,能通过这本小书——也许它就像一部纸上的纪录片——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

早在大学时代,作为一位当时的诗歌写作者、标准的文艺青年,我希望自己出的第一本书是诗集。但没想到十多年后,我的第一本书终于出来了,它却是非虚构写作,而且写作对象是一条横过荒郊野岭的道路。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不诗意的了。不过,至此,我早已放弃了少年时幻想的所谓诗意和浪漫,更愿意直面生活的粗粝和厚重,我能坦然接受命运出其不意的安排——就像我歪打正着走上独立纪录片之路。于我,影像还是文字,剧情片还是纪录片,诗歌还是非虚构,都只是我表达的载体,是我自由意志的表现。

注:上文摘自本书后记”直面生活的粗粝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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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赞波
评分:8.8

作者张赞波既是纪录电影导演又是作家,他耗时三年多“潜伏”在故乡的筑路工地上,近距离接触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当地村民与基层官员,用摄像机和笔同时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的从无到有,生动讲述了一群公路建设者的人生故事,细致描绘了一个基层村庄被时代改变的境遇,客观呈现了一个行业内部的真相与秘密,深刻展现了国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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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容忍与自由》胡适的演讲精选集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〇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让》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地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到《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考,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镇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地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 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么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地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要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注:上文摘自本书选文“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胡适的演讲精选集

作者:胡适
评分:8.2

本书是胡适先生的演讲精选集。作为近代中国最富盛名的文化名人之一,胡适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书中对演讲稿的辑录,在时间的跨度上,从胡适的青年时代直至其晚年,而内容题材上,则横跨了文化、民生、修身、历史、教育、社会改革,甚至妇女地位等诸多领域,既保证了内容上的丰富,又大大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这些演讲大都十分浅显易懂,且充满睿智和风趣。在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侃侃而谈的智者,又可以体会到胡适对于家国的热爱和思考,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守护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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