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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 | 黄巢其人,不第而由爱生恨?

《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对这首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个就是黄巢在屡次科举不第后写的诗,写完这首诗,黄巢就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而是继承祖业:贩盐。

没错,的确是贩盐,作为以农民起义军领袖出名的黄巢,实际上并不是穷苦老百姓,他跟朱元璋有本质的区别,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墨,少有诗才,黄巢五岁时候便可对诗。而对于自己的文采还是比较自信的,于是成人后的黄巢便多次参加科举,然而不幸的时,大唐的官场似乎并不欣赏他的文采,于是他光荣的一次又一次的落榜了。对于大唐朝廷,黄巢便像后来的洪秀全一样由爱生恨,于是就有了《不第后赋菊》这首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成为了盐商,按照道理,盐是朝廷专营,不管是私盐还是合法的贩盐都是富得流油的,造反这种事应该不会轮到黄巢,但是偏偏黄巢由于对于朝廷偏激的恨他还是参与了进来。

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全国各地连年发生水旱灾,河南最为严重,麦才半收,发生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应该开仓放粮,强力救灾,减免赋税,但是官吏强迫百姓缴租税,服差役,百姓走投无路,于是聚集黄巢周围,至于为什么聚集在黄巢周围,那是因为黄巢是盐商,能当盐商的都不是一般人,于是黄巢带领大伙与唐廷官吏进行过多次武装冲突。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兵。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与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起兵,响应王仙芝。这就开始了黄巢的造反历程。

黄巢和王仙芝起义历时最久,遍及全国,而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实力非常强,但是王仙芝却中了大唐的反间计,于是黄巢和王仙芝分道扬镳,导致起义军实力大减。导致后来王仙芝兵败被杀,于是黄巢聚拢王仙芝余部继续起义。

黄巢起义,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避实攻虚,走遍今天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广大地区,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在这期间黄巢是曾经做过皇帝的,而且建立了政权,黄巢军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众迎接黄巢大军进城,广明元年十一月(881年1月16日),即位于含元殿,建立了大齐政权,年号金统。

但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没有稳定的后方,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和群众基础,故而很难持久下去,使起义军最后失败。

而关于黄巢素来有很多争议,争议最大的就是黄巢吃人事件,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记载:“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衮数十州。人大饥,倚死城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通俗点的意思就是由于缺乏粮食,黄巢命令军队建造舂磨砦巨碓,采用机械化方式,将活人辗碎,以人肉作军粮。关于这点一直很有争议,至今也没有权威的结论,但是史书确实如此记载。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黄巢在广州杀阿拉伯人的传说,黄巢在广州的时候,杀了当时盘踞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有效的打击了当时跟官府对立的阿拉伯商人。当然黄巢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因为黄巢杀的不仅仅是外国人还有汉人,但是却不经意的改变了广州的命运,当然这些并没有在史书中找到记载。

黄巢的起义也是因爱生恨,如果黄巢考上了科举,或许就不会造反了,这跟李自成还有洪秀全多么的相似,他们三个都成立过短暂的政权,又都失败了。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

书摘 |《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

鸱龟神话见于《楚辞·天问》。关于这个神话,以前人谈得不多;今天把它提出来,是因为它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太阳神话。我们都知道,每个民族都会崇拜太阳,中国的太阳神话大致上有四个母题 。第一个母题是说太阳、月亮的出生和降落:它们出生在东海之上,在“汤谷”当中洗浴,然后进入西北大荒之中。第二个母题是说太阳居住在神树之上,九个太阳居在下枝,一个太阳居在上枝。这种神话流传很广。比如成都附近有一个史前遗址叫三星堆,其中出土的青铜太阳树就表现了这一神话母题——这棵太阳树上有九只鸟,所代表的就是降落到树上的九个太阳(图1-01)。第三个母题是说:太阳是羲和生下来的。第四个母题则是说太阳被“乌”这种鸟负载着从东方飞到西方。[1]

关于第四个母题,还有一些细节。比如神话说,这只背负太阳从东方飞到西方的鸟叫作“三足乌”,太阳降落的地方叫作“羽渊”和“委羽之山”,太阳的降落则叫“解羽”。[2]也就是说,在神话中,太阳和鸟是合一的,太阳鸟在降落的时候要把羽毛解开,或者说太阳鸟要在此时经历一次死亡——因为在《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天问》中,也有把禽鸟死去说成“解羽”的情况。但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这个解开了羽毛的鸟接下来到哪里去了呢?它死后变成了什么东西呢?这个从天上降落下来的太阳又到哪里去了呢?它怎样回到东方重新升起呢?还有,昨天的太阳、今天的太阳、明天的太阳,是不是同一颗太阳呢?当太阳离开天空以后,它是在大地的边缘运行,还是在环绕大地的水中运行?

回答这些问题的神话,也就是晚上太阳的神话 。这个神话应该是存在的——既然有白天的太阳,就会有晚上的太阳。但很奇怪,在中国古籍中,我们看不到关于这个故事的任何记载,或者说,最多只能看到关于“盖天”“浑天”的论述。这件事的确令人疑惑——既然古人能够设想太阳从东到西的飞翔过程,那么,为什么不给它安排一个从西到东的返回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天问》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

经过学者们的讨论,这段话可以翻译为:

“天户怎样关闭而造就了黑夜?又怎样打开而造就了白昼?角宿未启天关之前,太阳藏在什么地方?鲧不能胜任治洪之事,为什么他又深孚众望?大家都说不必为鲧担心,那么为什么不让他试试看呢?……”

但是,这段话中“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八个字,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以上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天问》说到了“角宿未旦,曜灵安藏”。这说明,“鸱龟曳衔”这句话,很可能包含了一个跟太阳相关联的神话。

[1] 见《山海经·海外东经》《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引《归藏·启筮》《山海经·大荒东经》。

[2] 见《淮南子·精神》、《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淮南子·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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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长征”既闻名天下,其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the-long-march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少为人知,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像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三十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the-long-march-4“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诚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我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 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約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徐梦秋其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 “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 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 到达迪化(今乌鲁木奇)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 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 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  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 “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the-long-march-3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而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 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the-long-march-5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 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 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 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the-long-march-2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 “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 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 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成为重大精神遗产

革命理想主义和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留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 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 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最后,《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读书 | 《一个人的世界史》一个人解读一千人 | 余世存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世界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史观。书中包含了1000多名世界史人物简介,也就是说有1000多部世界史。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与态度都是不同的,就像《罗生门》一样,如果再多几个人,那么所谓的事实也就更多。

yi-ge-ren-de-shi-jie-shi《一个人的世界史》/ 余世存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2016-8

内容简介 · · · · · ·

《一个人的世界史》是有关世界人物言行的精华集录。全书用33个专题或观念展现世界史的相关内容,它以平视人物的方式,记录了上至总统国王 下至平民百姓的言行事迹。这样的碎片世界史对普通读者是一大方便,没有意识形态或学术圈子的概念束缚,直取世道人心。它以精练的文字,以一个人内在需求的 33种维度,重新建构和完善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体系,展现20世纪世界历史的喧哗与孤独。书末附录字母索引版的1000余位世界史人物简谱,助力读者厘清历 史与人物间自然编织出的事件线索,亦是本书独具匠心之处。正如余世存先生所说:“在编写这本书时,书中千余人,最让我感慨的是他们从未浪费生命和造化赋予 自己的才华,创造出贡献于全人类的文明。”

近半数的世界大师被特定的时代社会妖魔化过,明乎此,当知今天社会的文明状态。本书是徐继畲、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之后,百年中国人看世界的细节之大成。

作者简介 · · · · · ·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 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相关书评 · · · · · ·

第一章是写饮食的,每个历史人物对于饮食的看法都不相同,有挑食的,有素食的,有贪食的••••••古话说“民以食为天”,我觉得谁要是说自己对吃不感兴趣,那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失去味觉了,二是得了厌食症。在对事物的看法方面,能看出那些历史伟人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有可爱的一面。之前我对芥川龙之介的看法一直是个迷,看他对人性的理解十分独特,本想到他对饮食不会那么考究,他竟然不喜欢吃姜,而且对食物的名字十分敏感。在吃过生姜蛋糕之后被人告知有生姜,竟然立刻拉肚了,他的心理作用还是战胜了他在创作上无懈可击的意志力。

第二章是写男女的,男男女女,无非是爱情和婚姻。有的婚姻是建立在真爱之上的,有的则是受制于物质。纳粹上台后,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因妻子是犹太人遭到迫害,随之失业。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他,要求丈夫放弃自己,而雅思贝尔斯回答:“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成功者,在面临危难之际,依然不离不弃,遵循内心的声音,理智永远战胜其他情感。如果他当时真的放弃了妻子,那么他的名声会更加糟糕,受伤害的还有他的人品。

我们都认识杜尚,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而当他被问到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是我度过的美好时光”。对于艺术,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件艺术品,或者是一段音乐之类的。然而在我看来,艺术是一种态度,是人们追求内心真实所想,永不放弃的坚定信仰。把生活过成艺术才不辜负自己,从来不管他人的看法才是真正成功的人。

书中的历史故事太多,每则都很简短,但是每则都映射着一个人的完整人生,一个人的思想是不会被轻易改变的,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内心真正向往的东西,并得到它。

注:节选自《33种维度下的20世纪世界史》,作者:Eva七七


对于历史的含义和性质,古今中外的“一家之言”数不胜数,仅略举几条。唐太宗李世民在评论魏征时曾经谓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弗郎西斯·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英百科全书》(1880年版)说:“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凡此种种。

其他学科,都不曾像历史这样让人为之着迷,因为一切的学科,终究都要成为历史。一切的人和事也是这样,终究都要成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察看历史的进程,会发现很多有趣到了仿佛如复制般精准的起承转合。历史是有多种面目的,比之人的表情、动作之丰富程度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历史的感知都有所差异。而这一切的一切,也都终究会成为历史。

而余世存集二十年读书思考所成的《一个人的世界史》,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帮助我们“读”历史:都是历史人物的话语,或者处在一定的语境下,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或者一段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事。不同立场不同阵营的历史人物的语言片断,基于各自的思想和认识说出的话,在当时仅仅只是一句话,在今天却足以成为对那个时代或者能够反映那个时代背景的历史的另一类注解。特别是在联系到当今异常活跃的微博、微信等传播手段,余世存的这本书中的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语言片断,非常方便于传播。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读那些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了,“快餐时代”的人们却依然需要去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你可以不知道余世存是谁,但错过这本书就一定会有点儿可惜。

当读者在《一个人的世界史》这本书中看到,不仅是那些政治家、军事家,还有作家、诗人、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甚至平民百姓……不仅有反映重大历史进程和阶段很多“大人物”的语录,还有很多“小人物”的语录,当时当下,一切尽在其中。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都在这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言行中片断似地呈现出来。不是板着面孔在传播历史,而是仿佛讲故事一般,如同朋友圈中的很多生动有趣的内容——即使是一个对历史很难引发兴趣的“局外人”,大概也会情不自禁地迷上这本近500页的微型历史巨著,非得读上两三遍也不舍得放下。

因为,余世存的这本《一个人的世界史》是如此非同凡响。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言行思考,分为了饮食、男女、人生、临终、非命、明鬼、暴言、变异、隔膜、风格、良善、兼济、人论、神伤、修齐、教言、愿言、心智、史景、天下、食货、非攻、食染、意志、应对、逸闻、文苑、武林、修辞、引言、预言、自觉和中外等三十三个部分,正统或者非正统的分类,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1900年代到2000年代间的历史进程宛现其中。吴敬链评价这本书:“这本书是个性的展示,是每个人的‘一家之言’;又是新的《国语》,它指向新的国家文明和个人文明。”

譬如这一条:有一次,在一个科幻小说的聚会上,阿西莫夫走近一位美女,摆出他最具体男子汉气概的姿势,问:“你会对一个小混蛋说点什么呢?”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这样的回答,足以让人忍俊不禁,而那个著名的历史人物——阿西莫夫会作如何反应,大概也不难想象。

譬如这一条:格林斯潘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花了不少时间努力回避问题,因为担心 自己说话过于直白。最后,他终于学会了“美联储的语言”,学会了含糊其辞。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这的确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譬如这一条:马蒂斯说他和毕加索的区别:“(我和他)像北极和南极一样不同。”——真是一语中的。

譬如这一条:从古巴回来后,西奥多·罗斯福再度进入纽约政界。麦金莱赢得了大选,罗斯福也跟着进了白宫。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出了能其行事作风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亦无须再多解释。

譬如这一条:罗慕洛在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时结识了周恩来,会后他的感言是:“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前后泾渭分明。

……

这就是余世存的《一个人的世界史》。至于这本书到底好不好、究竟有用不,最好还是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吧。

注:节选自《历史也在每一个人的“一家之言”里》,作者:遥远的星空


开始写这本书的书评时,也是我开启一本新的英文书《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阅读当日。我习惯在清晨清醒的时间里读一两章节英文,今早就和爱丽丝开始了奇妙的旅行。看过余世存的《一个人的世界史》之后,感觉自己就如爱丽丝一样,在余世存的20世纪世界史里享受了一次灵魂的奇异之旅。

yi-ge-ren-de-shi-jie-shi-yin-shi【一】 一本解读20世纪世界史的微信书

最初对余世存的了解,是因为他的《重建生活》,他说:”记得鲁迅曾坚定地说,我在生活,我存在着。然而,又有多少人关心生活和存在呢?”我们几乎每天怀揣梦想,但又有多少人放弃了理性、良知、公正、人的自由和尊严,踏了一条永不复归的路,或许我也一直是活在精神世界里的人,对于这一点有着小小的共鸣,后来他的《非常道》影响很大,再到《大民小国》,这些研究大多跟历史有关。而在他的笔下,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读来趣味横生。而这本《一个人的世界史》,更是凝聚了他20年读书的所思所想,集1000多世界史人物精彩语录,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世界史的微信书。

【二】 33个维度,1000多人物言行的精华录

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这本《一个人的世界史》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帮助我们“读”历史:书中涉及1000多人,33个专题。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或者一段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事,他们都是历史人物的话语,或者仅是一定的语境。他们是20世纪里的政治家、军事家、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可以说这些人上至总统国王,下至平民百姓,这本书,不但有反映重大历史进程和阶段很多“大人物”的语录,还有很多普通的“小人物”的语录,33个维度,从不同方面记录了这些历史人物的思考言行,分为饮食、男女、人生、临终、非命、明鬼、暴言、变异、隔膜、风格、良善、兼济、人论、神伤、修齐、教言、愿言、心智、史景、天下、食货、非攻、食染、意志、应对、逸闻、文苑、武林、修辞、引言、预言、自觉和中外等三十三个部分,这样的碎片世界史给普通读者提供了方便,你可以随时阅读,随时放下,每一次拿起相信你定有收获。这么大量的整理和编著,为余先生点赞。

【三】四个专题——深爱,鉴定完毕

这本书不仅人物数量多,内容也是涉猎广泛,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各个方面,余世存在文章结构上下了番功夫,不同于以往的说教,而是寓教于乐,他是个讲段子的高手,而且讲的还挺“八卦”,所以,这本接近500页的书,看起来一点不感觉累,读上几遍也不会厌倦。
同时,书里很多分类都是跟我们生活相关,而不是跟宏大叙事相关。前四章,分别为《饮食第一》《男女第二》《人生第三》《临终第四》,可以说,仅这四章节,就道尽了人的一生。所以说,不能不爱,就是这个理儿。他说:“我把这四章一理清楚,整个书的框架就都有了,它是从个人的关怀出发,来看待人类的文明,不仅有小细节,也有大事件。”他说我们不但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大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个人生活的小悲喜。

他们是如此令人记忆深刻,富有哲理,浪漫唯美,又忍俊不禁——

★饮食篇:巴顿将军喝了刷锅水、希区柯克对烤酥饼的紧张、罗斯福第四次连任如吃同样的“三明治”的故事。

★男女篇:诗人里尔克给女作家莎乐美的情诗:“我不要鲜花,不要天空,也不要太阳,我要的唯有你……”
演员茅德·冈小姐给叶芝的信:“昨天晚上11点一刻,我穿上了你身体和思想的外衣,渴望着来到你的身旁。”叶芝将这封信粘在了笔记本上。泰戈尔的女友安娜:“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

★人生篇:海德格尔讲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去。”
尼克松引用莎士比亚的话:“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别人强加给他的。”黑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状态:“宁愿当个怪人,流浪者度过半生,也不愿牺牲心灵,当一个尽职尽责的绅士。”

★临终篇:维多利亚女王,终年82岁,她的名言“看见继而信仰。”
罗曼·罗兰,享年78岁。“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
奥威尔,因肺病去世,年仅47岁,有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吴敬链评价这本书:“这本书是个性的展示,是每个人的‘一家之言’;又是新的《国语》,它指向新的国家文明和个人文明。”

【四】灵魂的深度阅读

杜尚避免了一切对生命可能构成束缚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职业、地位、财富和家庭。他在晚年总结说:“我有幸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生不必拥有太多的东西,妻子、孩子、房子、车子,这些东西全都让人操心不已,人生沉重不堪。我一生总是轻装,不带任何负担,连计划打算亦是没有,那些也是负担。我只是随心任性地活着,所以我活得实在是很幸福。”
居里夫人的年薪增至4 万法郎时,照样“大方”。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宴会上的菜单,因为这些菜单都是很厚很好的纸片,在背面写字很方便。有人说居里夫人一直到死都“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
甘地说:“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当我们举起手来,可以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擦去眼泪。”
好的作品,必须具备纯真和自然,且有悲悯。好的作品,也一定是有灵魂的,如空谷幽兰,又行云流水,这是我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了。本书可以说作者收录的大部分的言行足证他们在努力安顿世道人心,在兼济天下,人性中“善良天使”越来越闪光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福利。余世存后记中也说:“我之愿意向读者朋友贡献本书,希望人们在生活中,在生命的自我完善之路上,可以有一些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路标、基石。我们的确需要再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和文史共识,这也是我们个人和整体走向完善的道路。

【五】不足与小完美

整本书可以说是小完美,以独特的方式,节制的语言,客观真实书写了20世纪历史精华,这是一个人的世界史,也是一笔珍贵的文明财富。书的排版和装帧雅致、简洁,内赠的百年世界政治、人文地图更是锦上添花。
不足之处:序言和后记的字体实在小的可怜,可能考虑到页数吧,不过,这两部分本来就是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多几页又何妨呢?还有后面的人名索引实在是太多页了,这一部分其实可以字体小一点儿,个人观点。
总之,书不错,五星推荐。

注:文 | 咩叭,选自《一个人解读一千人》的书评

读书 | 《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就穿越而言,宋朝无疑是最适合现代人生活、工作的时代,世俗生活便利,思想禁锢最少,精神文化繁荣,经济条件发达,政治相对清明,名臣名将云集。秦汉隋唐不够繁荣,未免无趣,明清政治黑暗,压抑人性。没有按部就班的平铺直叙,而是以点带面,触类旁通,煞是好看,比前几本出彩的多。

yi-zhong-tian-zhong-hua-shi-da-song-gai-ge《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易中天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2016-9-15

编辑推荐 · · · · · ·

大宋?比得上大唐吗?生活是新的,政府和军队也是新的。经济是新的,形势和战略也是新的。大宋,是全新的。从五代之乱到清明上河,历史风云经历了怎样的变幻?“改革”会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吗?改革又该如何进行、怎样发生?解答这些疑问,感受那段历史,请阅读《易中天中华史 第十七卷:大宋革新》。

中华民族到了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至于结论,也许会有,也许没有。但即便没有,探寻和反思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而且充满乐趣的事情,诸位难道没有兴趣吗?

内容简介 · · · · · ·

赵匡胤黄袍加身,柳永流连青楼吟晓风残月。

狄天使横冲直撞,包公端坐开封府铁面无私。

辽、金、西夏,强敌四起虎视眈眈,

汴梁城、临安府,蹴鞠、相扑,依旧歌舞升平。

大宋活出了自己的新味道,绝对不同以往。

知名学者易中天所著“中华史”《大宋革新》,围绕“革新”这一主题,梳理唐宋变革之际的历史走向,分析宋代不同以往的诸多面向:新生活、新经济、新政权、新形势、新战略,宋是全新、不同以往的,革新的成败得失也值得今人检讨。易中天独有的“易氏品读”风格,又把原本枯燥的历史争斗娓娓道来,风趣易懂,却不乏深刻。

本书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野观察宋代,分析宋代开国以降的战略部署和决策,又着眼小处,从具体事例和历史人物中发掘大历史的深层脉络。黄袍加身是怎么回事?《清明上河图》里隐藏着哪些历史细节?包拯究竟是谁?狄青因何而死?《大宋革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不仅给出答案,更揭示了三千七百年中国文明史里内在的脉络和逻辑。

作者简介 · · · · · ·

易中天,1947年生于长沙,曾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中华史”。在易中天看来,《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者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汗牛充栋的各类中华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因此他将在直觉、逻辑和证据的基础上,书写人们“不知道和想知道”的历史。

章节试读 · · · · · ·

—— 如此军改 ——-

登基一年半以后,赵匡胤决定请客吃饭。

那是建隆二年(961)七月,初秋的开封天高云淡,清明时节新煮的酒正好开坛。受邀的石守信等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陈桥兵变的重要人物,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赵匡胤发迹之前的老弟兄。这样的聚会,总是开心的。

太祖皇帝却显得若有所思。

石守信看出问题来了。他问:陛下有心事?

赵匡胤说:皇帝不好当呀!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石守信问:为什么?

赵匡胤说: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坐?

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他们齐刷刷地跪下来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胤说:你们是不会,别人呢?

石守信问:谁?

赵匡胤说:诸位手下那些贪图富贵的人呀!万一他们故伎重演,也弄件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请问拒绝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以为自己受到猜忌,一个个魂飞魄散,泪流满面地说:臣等一介武夫,冥顽不化,何曾想到许多?恳请陛下慈悲为怀,为臣等指点迷津,给条活路。

赵匡胤说:人生苦短,如白驹之过隙。对酒当歌,悲富贵不常在。你们为什么不替自己好好规划一下呢?

石守信等人都说:请陛下明示!

赵匡胤说:交出兵权,换个肥缺,兴豪宅,置田产,拥歌姬,饮美酒,子孙无虞,自己也快乐。我再与你们都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很好吗?

众人都说:陛下体贴入微,恩重如山!

第二天,他们纷纷宣称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职,太祖皇帝则给予了亲切的慰问和丰厚的奖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可惜这并靠不住。正如本书第二章讲过的,一年后赵普还在拿陈桥兵变说事,劝太祖收回兵权,开始时太祖还很不以为然,岂非前后矛盾?何况黄袍加身原本就是赵匡胤亲自导演,怎么能对石守信他们说手下人贪图富贵呢?

事实上,杯酒释兵权不过小说家言,而且这故事也远不如另一个精彩。那故事说,有一次,太祖皇帝拉着石守信那帮人外出打猎,到了树林大家坐下喝酒。赵匡胤说:这里没有别人。你们当中谁想当皇帝,只要把我杀了就行。

石守信他们全被镇住,匍匐在地不敢抬头。

这事同样真伪难辨,但更符合赵匡胤的出身经历,以及人们对他的认知。实际上此人就是一条江湖好汉,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嗜赌成性。传说嵩山少林寺三十六路棍法,就是他留下的。双节棍,也是他的发明。他胆敢在陈桥进行一场豪赌,靠的正是闯荡江湖的阅历,还有与石守信他们结拜为“义社十兄弟”的关系。难怪《水浒传》会这样描述这位开国皇帝: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

赵宋官家,原本是黑社会老大。

做贼难免心虚,更懂得贼心思。无论前面两个故事是真是假,太祖皇帝要防止别人黄袍加身都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交出兵权的功臣们都受到了厚待,不但自己安享晚年,子子孙孙也富贵荣华,以至于在开封城内,纸醉金迷的高消费群体和时尚引领人,就是将门子弟娼门女。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这是原因之一。

当然,石守信他们被解除了兵权,也是真的。但如果将这理解为对付藩镇,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赵匡胤的安排是让他们交出禁军兵权,出任节度使。石守信是这样,其他人也是,只不过石守信保留了禁军司令的头衔。

也就是说,赵匡胤的第一把火,是夺禁军之权。

这是有道理的。过去人们往往以为,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是因为藩镇割据,其实并不尽然。准确地说,应该是晚唐之乱在藩镇,五代之乱在禁军。赵匡胤夺权成功,就因为他是禁军司令之一,石守信他们也都是禁军的高级将领。

禁军岂能小看!

不过,五代和北宋的禁军,已经并不单指御林军。严格地说,这时的禁军应该叫做中央军,与之相对的地方军则叫镇军。镇军就是藩镇的军队。由于五代的开国皇帝多半是内战的胜利者,深知藩镇的危害和禁军的重要,因此胜利之后便将敌军收编过来,禁军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它就成为王朝唯一算数的军事力量。重归中央集权,也因此成为趋势,并有了可能。

然而藩镇削弱以后,禁军就成了定时炸弹。因此赵匡胤并不满足于人事调整,还要改革军事制度。毕竟,人是靠不住的,制度才能保证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为后人留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祖宗家法,确保政权不被颠覆,尽管大宋的军事改革和制度建设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那么,赵宋官家怎样军改?

章节试读 · · · · · ·

—— 闲情与闺情 ——

the-history-of-china-ci-750x380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那会儿,有位名叫晏几道的词人与他朝思暮想的女子不期而遇。似梦非梦又惊又喜之余,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釭就是灯,读如刚,也读如工。剩把银釭照,就是不断地、一个劲地举着银灯照了又照,生怕看不清楚,生怕看不够,生怕看错人。即便如此,也仍然担心是在梦中。

这是怎样的深情厚意!

如此感受我们似曾相识。安史之乱时,杜甫与家人劫后团圆,不就“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吗?与晏几道久别重逢的,难道也是战乱中离散的亲人?

不,是曾经邂逅的某位歌女。

已经无法确认歌女的姓名。我们只知道,在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词人曾为她开怀痛饮,她也为词人轻歌曼舞通宵达旦,唱尽了歌诗,而那些曲目是写在扇子背面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就是这个意思。

一夜之欢,竟是终身难忘。

呵呵,这也未免太过钟情。

问题是这种深情在宋词中并不罕见。比如: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章台路,其实是夜总会的代名词,因为唐代长安歌女和舞女集中居住的地方就叫章台街。词中“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一句,也有红颜易老青春不再的意思。显然,这首词就是为花街柳巷的青楼女子所写,而且充满同情心。

那么,作者又是谁?

当过副宰相,常以儒家庄重面目示人的欧阳修。

当然,也有人说作者是五代南唐的冯延巳。但是这并无所谓,冯延巳也当过宰相的。何况欧阳修还为歌女写过别的词作,比如: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这可真是: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

说起来这也是晚唐和五代的传统。实际上,又被称为长短句的词,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以闺情为主旋律。这不仅因为词在早期原本由歌女传唱,流行于秦楼楚馆,也因为正如《安史之乱》一卷中所说,中唐以后士大夫的心境已经发生变化,目光也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心。唯其如此,他们对情感的体验才会变得十分细腻和真切。

那是一些相当感人的故事。比如有位女子明明知道留不住自己的情郎,即便“留得也应无益”,却又清楚地记得离别之时他穿的衣服:白纻(同苎,读如住)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是啊,这样一位白衣翩翩美少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却要去那莺歌燕舞的扬州,怎不让人伤心欲绝?

异曲同工的还有另一首: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如同记录历史一样以准确的日子开篇,之前虽然也有杜甫做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但《北征》原本就是反映社情民意的作品,当然郑重其事。这首词写的又是什么呢?男女之情而已。

这可真是:心之所系不在国情,而在闺情。

的确,宋代词人是多情的。一段艳遇,甚至也许只是看了一眼,便能产生千古绝唱,比如贺铸的《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凌波,即美女的脚步;芳尘,即美女的身影。这位美女是何许人也?不知。作者却忍不住猜想:她那锦瑟般的青春年华,会和谁一起度过呢?但,反正是见不着了。只留下痴情的词人不但目送,而且心随。他那无限的惆怅,就像满地的青草,满城的柳絮,满天的黄梅雨,又多,又轻。

轻的感觉早就有了,比如: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白居易这首介于诗与词之间的名作,是可以看作宋词之鼻祖的。实际上从中唐开始,诗家和词人的心中便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思绪。这种思绪屡屡成为他们的话题,欲诉还休欲罢不能。尽管谁都说不清楚,那似花非花,似雾非雾,似梦非梦,似云非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大约,也只能叫闲愁,或者闲情。

闲愁在北宋词人张先的笔下如诗如画。正如有“梅子黄时雨”名句的贺铸被称为“贺梅子”,善于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的张先也被叫作“张三中”。张先却自命“张三影”,因为他自己最得意的词句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

其实,张先更漂亮的句子是: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这样的意境,真是轻到了极致。

的确,苏轼之前,甚至之后,宋词不少是轻音乐,主题则不是闺情便是闲情。风花雪月、离愁别绪和艳遇雅集往往被视为当行本色,代表人物则是晏几道的父亲晏殊。

晏殊是无论写闺情或闲情都极其到位的。比如: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又如: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再如: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以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如此这般的花轻似梦,雨细如愁,显然大不同于唐诗之包罗万象,气贯长虹。看来,至少在晏殊他们那里,词的追求已不在厚重,而在工巧;不在气象,而在心境。

代表作,便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的时代,是北宋前期的太平盛世;他本人,则是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然而,我们却分明从他词中读出了无名的惆怅,淡淡的忧愁。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竟然唱着这样的小曲开场,确实令人惊诧,也让人感慨。

唐宋之别,或许就在这里了。

的确,赵宋与李唐大不相同,不但政权是新的,制度是新的,文化是新的,生活是新的,就连首都也是新的。过去的京城不是长安便是洛阳,宋却先是开封,后是杭州。

那就让我们走进宋都,去看看那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