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6年12月

可抒!一年将尽,只剩明月与积雪

岁暮诗
谢灵运【南朝宋】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催。


一年之末,正是默默总结的时候。如果此时正好赶上下雪,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除了无法捉摸的风,仿佛什么都没有,那么,这种心情就别是一番滋味了。

这就是谢灵运所谓的「明月照积雪,硕风劲且哀」。雪上的月光越明亮,越显得什么都没有;呼号的风吹得越猛烈,越觉得什么都在逝去。

于是,谢灵运的感觉便是,「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催」。

淹,就是水化的奄,奄,上面一个「大」,广大,下面一个「申」,伸展,原本是「大而有余」的意思。

所以,在一个地方住的久了,叫淹留;形容一个人知识渊博,叫淹博;样样精通,叫淹通。这也仿佛是说,多胜于少,过胜于不及,就算那些没用的东西都把自己淹没了,也肯定好过一无所有。

而谢灵运回头一看,发现一切都在流逝,连「淹物」都不曾留下一件,自然会觉得,年华逝去得实在是太轻易了。

《古诗十九首》有一句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与此句是同样意思。

不过,故,本有驱役之意,故物,说的不仅是旧有的事物,其中隐隐还藏着怀旧的感情。所遇无故物,也就没有任何故旧的感情,情无所申,自然使人感慨。

而光从用词上来讲,「故物」是有感情的,「淹物」是无感情的。那么,连无感情的「淹物」都没有了,就真的太干净了,只剩下不属于自己的明月和积雪,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只有北方的风强劲地吹着,夹杂着许多悲哀。

下载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现在,我要将本书的几个主题综合一番,凸显它们的有机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回顾人类在过去 300 万年的兴盛史,是方便的法门——最近人类历史发生逆转的迹象我们也会注意。

我们的祖先在动物界第一次显得有点卓尔不群,是在 250 万年前,因为那时他们开始制作石器——尽管极为粗糙——学者在非洲已经发现了许多标本。从发现的石器数量看来,当时石器已经是人类日常生活用品,扮演重要的角色。非洲大猿——我们最亲近的亲戚——中,波诺波猿与大猩猩不使用工具,黑猩猩偶尔制造一些极为原始的工具,但是从来不依赖那些工具生活。

可是,人类制造的那些粗糙工具,并没有使人类一步登天,成为动物界的“万物之灵”。即使人类已经会制作石器,仍然继续在非洲生活了 150 万年。150 万年前,人类“走出去”,进入欧亚大陆比较温暖的地带,成为三种黑猩猩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不过比狮子仍差得远。人类的工具,进步的速率只能以蜗牛形容,从“极为粗糙”演变成“非常粗糙”。到了 10 万年前,至少欧洲与西亚的人群——尼安德特人——常规性地使用火。可是在其他方面,那时的人类仍然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什么艺术、农业,以及高级技术,影子都没有。那时人会不会说话?不知道。会不会吸毒?不知道。现代人类的奇异性行为(性习惯与生命循环)已经出现了吗?不知道。但是尼安德特人很少活过 40 岁,因此女性也许还没有演化出“停经”。

人类行为的“大跃进”,最明确的证据大约在 40000 年前突然出现在欧洲,正巧那时与我们形态完全一样的现代人也出现了——他们在非洲演化出来,经过中东,进入西欧。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展现艺术创作、以专门化工具为基础的技术、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以及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这个“大跃进”无疑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发展出来的,但是那必然是个快速的过程,因为 10 万年前现代人已在南非出现,从他们遗留的洞穴遗址看来,他们仍然是“很有潜力的黑猩猩”罢了。无论肇因是什么,“大跃进”必然只涉及我们基因组中的一小撮基因,因为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只有 1.6 %,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早就演化出来了。如果硬要我猜测人类行为“大跃进”的肇因,我会认为“语言”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我指的是现代人的语言能力。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克罗马侬人是第一种配得上“万物之灵”头衔的人,他们也展现了两种特征——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种下人类当前处境的祸根。即使在克罗马侬人演化出来之前,人类头骨化石已经可以鉴定出尖器刺穿的痕迹,或打破颅底摘取脑子的迹象——谋杀、食人的证据。克罗马侬人出现不久,尼安德特人便突然消失(约 3 万年前),意味着“灭族屠杀”当时已经极有效率。我们摧毁自己的生存资源,也有极高的几率,例如 5 万年前人类进入澳大利亚,结果几乎所有大型动物都灭绝,而旧世界(非洲与欧亚大陆)一些大型哺乳类也因为人类日益精良的狩猎技术,分别遭到赶尽杀绝的命运。如果在其他的太阳系,自毁的种子与先进文明的兴起也有那么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与飞碟的“第三类接触”至今仍是好莱坞梦工厂的题材,就容易理解了。

大约 10 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速率增加了。我们占领了美洲,正巧发生了一场大型哺乳类大灭绝——我们也许是元凶。不久,农业兴起了。再过几千年,第一份书写文件出现了,人类进入“历史时期”,于是我们技术发明的步伐,开始有记录了。同时,历史文件也显示:我们早已习惯于吸毒,攻城灭国,杀人盈野成为常态,甚至受到钦羡、歌颂。栖境破坏开始导致许多社会倾颓,最早的波利尼西亚人与马尔加什人在大洋海岛上造成物种大灭绝。自公元 1492 年起,会认字写作的欧洲人纵横四海,寻幽探胜,足迹遍布全球,留下了详尽记录,我们得以追溯人类的兴亡。
最近几百年间,我们发明各种技术,将无线电讯号送入太空,也能让全人类一夜间粉身碎骨。即使我们能够自制,不按下那“要命的电钮”,我们攫取地球生产力、消灭物种、破坏环境的速度已经加快,而那种速率不可能维持到另一世纪。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抗议,因为环顾四周,的确看不见什么迹象,显示人类历史已经濒临“亢龙有悔”。事实上,见微知著,只要你仔细看,迹象就会跃然眼前。饥馑、污染,与破坏性的技术都增加了;可耕农地、海洋食物资源、其他自然产物、环境消纳人类废弃物的能力,都在下降。更多的人掌握着更强大的技术,竞争越来越少的资源,得有一方让步。

那么,会发生什么?

悲观的理由不少。即使地球上所有人类现在就消失了,我们对环境已经造成的破坏,会让环境品质继续恶化下去,至少几十年。无数物种濒临绝种,因为他们的族群数量已下降到难以恢复的地步。尽管历史上有许多人类族群自毁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宝贵的教训,许多人仍然独持偏见,反对控制人口数量,反对保护环境。其他人加入破坏环境的行列,不是为了私利,就是无知。甚至有更多的人,每天糊口都有困难,保护环境云云,无异天方夜谭。这些事实加起来,等于告诉我们:毁灭列车的动量,已达威猛难挡的地步。换言之,我们人类也已濒临绝种,虽然一息尚存,但与“活死人”无异,我们的前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一样黯淡。

这个悲观的前景,维希曼(Arthur Wichmann)以一个讥讽的句子,捕捉到了其中的精义——那是 1912 年,不过是在另一个脉络中。维希曼是荷兰探险家、大学教授,他花了 10 年写了一部——三巨册(1198 页)——《新几内亚探险史》。他搜罗了所有关于新几内亚的文献,从早期通过印尼传出的消息,到 19 世纪与 20 世纪初期的西方探险记录与报告,凡是他找得到的,都仔细整理过。他逐渐明白:尽管探险家前仆后继,可是他们却一再重复前人的愚蠢错误:以夸张不实的成就傲人,拒绝承认酿成灾难的疏忽,无视前辈的经验(以致重蹈覆辙),结果是一连串不必要的折磨与死亡。维希曼非常失望,于是预测:未来的探险家会继续重复前人的错误。他用以总结全书的最后一句,充满激愤:“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忘掉。”(Nothing learned, and everything forgotten!)

我提到过许多理由,足以让人对人类前途持同样嘲讽、激愤的态度。但是我却认为:我们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的问题,全是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解决那些问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我们的语言、艺术、农业并不独特,我们能从前人(时间)与别人(空间)的经验中学习教训,这个本领使我们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物种。让人心怀希望的迹象中,有许多实际广受讨论的政策,只要实行就能避免灾难,例如:限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以及许多其他的环保措施。许多政府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已经依据这些明白可行的政策草拟对策。

举例来说,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已经提高与扩散,环保成为政治议题。开发商不再总是赢家,短视的经济论证,不再总是赢得支持。许多国家最近几十年降低了人口增长率。灭族屠杀虽然没有绝迹,但是通讯技术普及后,至少有消泯传统仇外心态的潜力,因为此后不易再将异域不同种族视为“次人类”。1945 年,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上空爆炸,那时我 7 岁,因此对于核毁灭的迫切危机感,记忆犹新。(那种感觉在知识界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核武器没再动用过。核毁灭的风险现在似乎空前的遥远——自 1945 年 8 月 9 日以来。

1979 年,我开始担任印尼政府的顾问,负责在印尼属新几内亚(Irian Jaya,伊里安查亚省)规划自然保留地系统。表面看来,印尼似乎不是个有指望的地方,你也许因此会认为:想在那儿保留我们日渐缩减的自然栖境,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不过尽人事罢了。热带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印尼是个范例,不过情况更严重。印尼人口超过1亿 8000 万,世界排名第五,可是贫穷得很。那里人口不断增长;几乎一半人口年龄在 15 岁以下。有些省人口密度特别高,于是向人口少的省——例如伊里安查亚省——“输出”人口。那里没有成群的观鸟人,没有广泛串联的地方环保团体。印尼以自然资源赚取外汇,除了石油与天然气,最大宗的出口物品是原木——从原始热带雨林砍伐来的。

为了这些理由,也许你不会期望印尼政府会认真把“保护自然与生物资源”当作国家优先施政的目标。我第一次到伊里安查亚省,十分怀疑能搞出什么有效的保护计划。幸运的是,“维希曼式”的嘲讽证明错了。多亏了一小群印尼环保信徒的领导能力,伊里安查亚省 20% 的面积现在已划入自然保留地系统。那些自然保留地并不只是纸面上的。我的工作展开后,我很惊讶也很兴奋地发现:有些锯木厂关门了,因为自然保留地禁止伐木——并有公园管理人员巡视,还草拟了管理办法。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源自理想主义,而是冷血计算——正确地认识印尼的自然基础。如果印尼做得到。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也能做得到,环保运动发达的富裕国家更能做得到。

解决我们的环保问题,不需要新奇的、还未发明的技术。我已经说过,解决方案都是明白不过的,有些政府已经采用了一些解决某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政府更全面地施行配套方案。许多人认为普通公民无能为力,但是那不是实情。许多造成物种灭绝的因素,近年来公民团体可以缩小它们的危害幅度,例如商业捕鲸,猎杀大型猫科动物(做毛皮大衣),进口野外抓来的黑猩猩,这只是几个例子。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一般公民只要捐献少量金钱就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所有环保团体目前的预算都不充裕。举例来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支持的所有灵长类保护计划,一年的预算合计不过几十万美金。多 1000 美元,也许就能多支持一个计划,拯救一种濒临绝种的猴、猿或狐猴,不然它们的命运就给忽略了。

虽然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案的效果并不明确,我仍然审慎的乐观。甚至维希曼激愤的“最后一句话”也证明错了。维希曼的书出版了之后,到新几内亚探险的人,都从前人的经验中摄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重复前人的愚行。对于未来,更适当的一句格言,不是维希曼的,而出自政治家俾斯麦的回忆录。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前,沉思身边的世界,的确有理由嘲讽、讥刺。俾斯麦智力超卓,身居欧洲政局核心达几十年,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蹈覆辙的例子,其不可原谅的程度,以及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比起新几内亚的早期探险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俾斯麦仍然认为写作自传、向历史学习是值得的,他的献辞是:“留给我的子女、儿孙,愿他们了解过去,有备于未来!”

本着此精神,我也将本书献给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代。我们要是能从我所追述的人类史中学习教训,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比另外两种黑猩猩光明些,也未可知。

注:上文摘自本书“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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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原作名:The Third Chimpanzee
作者:Jared Diamond
译者:王道还
评分:8.8

人不同于禽兽,毋庸置疑;人是一种大型哺乳类动物,亦毋庸置疑。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我们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 98% 是相同的。若有从外太空来的动物学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成“第三种黑猩猩”。我们对人类并不陌生,但是,人类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模样的?人之所以为人,又是哪些关键因素的杰作?

对于人类的兴亡史,本书分成五个部分讨论。第一部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直到一万年前农业兴起前夕打住。第二部则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那些变化与骨架的变化一样,对语言和艺术的发展,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聚焦于我们文化表现的生物基础之后,第三部接着讨论那些我们认为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语言、艺术、农业这些引以为豪的文明标识。不过,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也包括我总结为人类自然史记录上的污点,例如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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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他们曾被说成是白人的负担,是弱国劣政的牺牲者。
他们是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
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们,依然深陷贫穷的陷阱,前路不明……为什么贫穷,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

这是《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探讨的主要问题。《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两位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15年以来,为了弄清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又会导致哪些特定问题,从而不断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贫穷的本质》的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同时,《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作者:(印度)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法国)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译者:景芳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大量荣誉:2010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J-PAL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已赢得国际认可,获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年度“知识前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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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呼兰河传》生与死的悲歌

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

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矮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坊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呵!年年种着小黄瓜,大矮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蜒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嬲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这样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磨官冯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活着;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显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注:上文摘自本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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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红
评分:8.8

《呼兰河传》描写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小镇呼兰(哈尔滨市呼兰县)的风土人情,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地老百姓平凡、卑琐、落后的生活现状和得过且过、平庸、愚昧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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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看了很多领导力的书, 为何成不了领导?

我们看过很多关于领导力的书,但真正成为领袖的人却很少。
所以我们会问: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一位领导人?
坚定果敢,还是灵活多变?
远见,还是务实?
多考虑自己,还是多考虑他人?

leader_ship然而,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校长吉尔平·福斯特表达了另一个新观点:是人文教育。

作者 /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今天来到西点军校,我倍感荣幸。我的家庭和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的曾祖父188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我们家里一直以此为豪。

我曾祖父叫Lawrence Davis Tyson,我最近拿到他的成绩单,我才发现,他在他的年级里排名51。这可能听起来不算差,但其实当年他所在的年级只有52人。他的成绩比1861年毕业的George Armstrong Custer(美国内战著名将军卡斯特)好,卡斯特是1861年毕业那届倒数第一;但是没有Ulysses Grant(尤里西斯·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好,1843年毕业的39人中,格兰特总统排名第21。格兰特总统曾说过,当时在西点军校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看小说。最近我在读我曾祖父的遗稿,我发现他和格兰特总统相似,都喜爱文字。

我的曾祖父年轻时是少尉,曾在美国西部驻扎。就是当时,他遇到了我的曾祖母,开始给她写各种深情款款而又充满诗意的情书。他甚至在其中一封中这样写道,“我怕我写的太频繁你会厌烦。”在他们认识以后的第一个圣诞,二人互送礼物,是剑形的围巾扣。我的曾祖父把这看做二人结合的信物,他说,“再也没有争吵,没有战争…我们两个人已经对彼此缴械投降。”后来,我的曾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升任将军,当选为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在任上去世。

而今天来到西点,我想谈谈,语言对于领导力、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对于一个领袖、以及人文科学及艺术对于培养这些品质的重要性。

在西点谈领导力似乎有点“班门弄斧”,毕竟西点从1802年就开始成为领袖训练营了——尽管可能不为世人所知。“领导力”一词,从19世纪末开始,大量地出现于书中——亚马逊上关于它的书有18万多本,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领导力的索引也有170多万条。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关于领导力的书,真正成为领袖的人却很少。所以我们会问:是什么造就了一位领导人?领导人是坚定果敢的,还是灵活多变的?他们应该有远见,还是应该更务实?他们应该多考虑自己,还是多考虑他人?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领导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难以达成一致,然而有一点就是,领袖们往往可以激励其他人挑战自己,做他们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同时,当我今天站在这,在这个全球最好的领袖训练营,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答案:西点军校不仅是全国第一所工程学院,也是一所致力于人文教育的高校。

西点军校致力于人文教育,是有原因的。最近英国文化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在国际上,超过半数的领导人持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学位,而75%的商界领袖表示,最重要的职场技能都与人文学科有关,即:分析问题的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然而,为人们传授这三种能力的人文学科,正在面临危机。一些立法者认为人类学、艺术史和英语专业的学位不实用。他们呼吁“多要电焊工、少要哲学家”,从财政上削弱对各个高等院校人文学科系部的支持力度,更对人文学科造成了伤害。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西点军校的人文科系却发展势头正好,这又是为何?当其他高校都在降低人文教育要求的时候,军事院校却在加强。在过去的50年间,西点军校已经将其课程转变为通识性质的人文教育,其毕业生具有广博的科学与人文知识,拥有将这种知识应用于变化无常的世界中的能力。在这里,人文学科正是构建自我意识、性格特点,以及真知灼见的源泉,也是保证领导人与他人交际的内在动力。

人文科学对于领导力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01. 成为一个领袖需要洞见

小说家Zadie Smith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有洞见很重要,洞见是一种“天赋”,是能够聆听多种声音,能够对不同情况充满敏感度。西点军校对于领导力发展的诠释是“一个人认知自己的能力,以及多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像“护照”,能让我们穿越时空,多元思考。

我研究历史,通过研究过去,历史给了我多种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的视角。数据单独存在并没有价值;历史也不能告诉我们一切。正如巴顿将军给1944年在西点上学的儿子信中所写,“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人,你一定要懂历史。日期还有详细的战术策略没有什么用,你需要知道,人的行为。打仗并不是要打败一个人的手上的兵器,而是打败他的灵魂。”

我的偶像,历史学家J.H.富兰克林这样说道,“以知识武装自己”,以史为鉴,抗击种族歧视。“直面历史,正视过去,”他这么说过。一些历史遗留的传统,仍在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富兰克林通过矫正这些传统中的错误改变传统,他对于事实与真相有着清晰的认知,尽管这些真相当时并不为人所知,亦或不为人所承认。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做这件事。写作需要耐心与毅力。但是回报也是巨大的。用历史破除愚昧,当我们有勇气挑战所谓的“真相”,为我们的过去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诠释。正如富兰克林2003年所说,“正确的历史,是美好的现在与明天的基础。”

02. 除了洞见,领袖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我常常说,教育和上岗培训不同。工作中,实际情况千变万化。战士知道,在战争中,我们一定要灵活,瞬间了然复杂局势。如果说洞见让我们看清情况的话,多视角就是给了我们创造性应对挑战的能力,而随机应变则能助我们应对意外之事。

在西点,我知道训练学生的方法是将其置于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叫做“Friction”。这样你的思考能力会超出你本身原有的能力。文学、艺术、音乐、历史──这些都是“Friction”,因为他们或令人费解或引人深思或激动人心,都会让我们质疑,前进,以全新的方式,重塑自我与世界。

03. 领袖如何运用语言变得更有说服力

丘吉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深知语言的力量。在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公共演讲。他站在伦敦街头,集合众人,反对禁酒运动。数十年以后,在二战中,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发表演说,坚持抵抗德国侵略。所以,他最后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再合适不过了。

语言的力量是无法抗拒、无可争辩的。很多时候,给我们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往往是那些将语言视为行动的领袖们。正是这些领袖,激励人们,战胜内在惰性,敢于冒险。这些领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语言天赋,都可以通过语言来鼓励他人。

所以,只有通过学习人文学科,才能够理解往昔决策者的智慧、灵活多变且能够作出正确决策,才能培养激人奋进的语言能力。

最后,我希望大家,代表你我,负起责任;代表国家,肩挑重担。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学科,走在前列──因为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希望大家认识到人文所赋予各位的特质,在生活中重视人文,向他人宣扬人文。让《伊利亚特》成为你的枕边书,让自己成为人文的力量,成为人类未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