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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ays: 有爱分享,专为阅读而生.

从“非虚构写作”到“非虚构”现实

现在看,“译文纪实”这个系列当然离不开“纪实中国三部曲”(《甲骨文》未能出版)的畅销,但与其说这是何伟的功劳,倒不如说是张吉人眼光独具。在接受《晶报》记者的采访中,张吉人就提到,当初他从《纽约客》上读到何伟的专栏“中国来信”,就察觉到他的这种写法很不一般。再加上机缘巧合,大环境的变化,这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已经基本脱离了敏感区域,关注的又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写法是非虚构的写法,观察深入而不花哨,贴近个体,体察人心的敏感,这些都能成为何伟的图书畅销的法则。

2015年3月,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即我们熟悉的作家何伟,在《纽约客》上撰文《与审查员同行》,文中提及到的审查员即是他的中文图书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社科编辑室主任,“译文纪实”系列的策划人张吉人。何伟在文章中回忆了“纪实中国三部曲”在中国出版的困境,《江城》的英文版出版之后,中国的出版社试图获得这本书的中文版权,但前提是作出大幅度的改动。他拒绝了妥协,并在等待中继续书写完成了《甲骨文》和《寻路中国》。直到2010年,译文社的张吉人联系上了他,并最先签下了《寻路中国》的中文版权。

现在看,“译文纪实”这个系列当然离不开“纪实中国三部曲”(《甲骨文》未能出版)的畅销,但与其说这是何伟的功劳,倒不如说是张吉人眼光独具。在接受《晶报》记者的采访中,张吉人就提到,当初他从《纽约客》上读到何伟的专栏“中国来信”,就察觉到他的这种写法很不一般。再加上机缘巧合,大环境的变化,这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已经基本脱离了敏感区域,关注的又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写法是非虚构的写法,观察深入而不花哨,贴近个体,体察人心的敏感,这些都能成为何伟的图书畅销的法则。

迄今为止,何伟的图书《寻路中国》、《江城》与《奇石》基本都是译文社的畅销书,而且这种畅销是建立在读者和口碑的口口相传之上,出版当年无一例外都能在各大媒体的年末的图书推荐榜单上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夯实的基础正是“译文纪实”这个图书品牌的保证所在。为了能够延续这种成功,张吉人已经不满足于关于中国的话题图书,在何伟之后,张吉人又推出了同样话题的《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是美籍华人,也是何伟的妻子,但是这本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东莞的打工妹的图书并未获得如同何伟一样的成功。至少,在我的阅读印象看来,这本书的局限性太强,写法很糟糕,有种哗众取宠的跟风之嫌。

这大概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局限。想在同一种话题之下重新赢得关注,需要加倍付出努力才行。所以,“译文纪实”系列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制造”这种话题。何伟在《纽约客》的文章也中提到,当他与张吉人在办公室聊天时,注意到了他的书桌上,放了一本介绍早期美国环节运动的书,这即是“译文纪实”系列2015年度最新的出版书目。之所以选择环保类图书,张吉人的答案同样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一种现实的密切召唤:我们的现在就如同美国的六十年代,我们刚刚才有了环保意识,而这些图书回应了我们的现实。

“译文纪实”系列中,迄今为止的出版的十四种图书中,有着明确的主题划分的也只有两种:一种是何伟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话题,以及以最新出版的集中环保主题,其余的散乱题目构成一个驳杂的序列:有描述“孤独的人群”的《无缘社会》,有描写老北京消逝的胡同文化的《再会,老北京》,还有描述外国人不远千里拜师学艺的《少林很忙》,描写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故事《两个故宫的离合》,以及描述现代人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贫富差距”,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的《穷忙》。

我们能从这些“译文纪实”的书目选择中看到这种倾向,既然是纪实文学,主打的自然是非虚构性写作,但是非虚构的范围也有着广阔的选择,所以只能选择与我们的现实话题密切相关,甚至能够预料到会引发关注的题目。某种意义上,图书的选题并非都是为了迎合社会和市场,有时候也能及其精准地预料市场,能够发掘出市场的潜在话题。当然,正如他们的宣传上说的那样,“用故事,进入真实”。这也是当初张吉人发现何伟的长处,故事是进入一本书的最好方法,而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作故事,就意味着在阅读的同时,还能引发我们对现实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这种带着强烈的个人体验进入的阅读,自然会激发读者去追问存在的意义,争论现实的议题,自然也会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

2015年的“译文纪实”主推的就是环保话题图书,这自然也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正确选择。在媒体的访谈中,张吉人就曾言,虽然早在十年前,大家已经知道环保的话题,但是没有那么迫切,然而当到达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就会明显激化,那么从大众层面来讲,他们对环保就会有更急切认知需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才想做有关环保主题的系列图书。

而且他们在书目的选择上也是颇具用心。丹·费金的《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是2014年普利策奖的最佳非虚构图书,关注的是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之中的环境污染,让美国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变成癌症村。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大灭绝时代:一部反常的自然史》在今年的四月份,同样获得了2015年普利策奖的最佳非虚构图书,关注的是自然史上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物种。另外两本图书中,乔治·夏勒的《最后的熊猫》与约翰·麦克菲的《与荒原同行》虽然不是新作,但这两本书已经是自然与环保领域的经典之作,无论是涉及到的濒危动物的养护,还是土地荒漠化的议题同样都是引人关注。这些主题的图书的出版,对我们工业与社会发展的指导和警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以其中之一的《大灭绝时代》为例。科尔伯特写作聚焦于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主题,全书每一章关注的一个即将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物种,看似与我们无关的物种大灭绝,与人类的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物种大灭绝,像侏罗纪的恐龙、美洲的乳齿象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现如今我们生活中逐渐消失的物种,却是人类的日益扩张造成的。正如科尔伯特总结,在遥远的过去,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这个星球曾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扭转,以致生命多样性急剧减少,这样的大灭绝事件有五次是灾难性的,而在人类的生命史上,人们发现了这些灾难性的事件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人类本身可能正在促成另外一次物种的大灭绝,这就是本书的主题,人类的第六次大灭绝,我们正生活在其中,对周围的变化,懵然不觉。

科尔伯特在《大灭绝时代》中提及到的物种,巴拿马金蛙、大海雀、鬼针蚂蚁、小棕蝠、苏门答腊犀等等,它们都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看似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人类与它们的关系就如同“蝴蝶效应”一样,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它们生存环境恶化和消亡。我们不是想证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错的,达尔文用平等的眼光看到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但是他没有预想到,人类的特殊性,使他们超越于其他物种之上,利用语言、智慧和各种发明,成就了工业社会,成为了地球上侵占性和破坏性最疯狂的物种。原来缓慢的变化让位于急速而迅疾的“破坏性建设”。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对其他物种的杀戮和破坏之上的。

科尔伯特在《大灭绝时代》中提及地质学上的一个术语“人类世”—— 这个术语的发明者是德国化学家保罗·克鲁岑,他因发现某些化学物质对于臭氧层的破坏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奖——形容人类把地球带入了一个不同于地球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一个历史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类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人类作为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其中一个物种,已经打破了与所有物种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且这种平衡意味着人类侵袭和透支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资源,留给其他物种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留给我们自己的生活空间也日益捉襟见肘。但是这一发现只是问题的开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一发现种植到人类的意识当中,养成一种习惯性的认知:我们人类才是“大灭绝时代”的元凶,我们每个人都对此负有责任。

这也许就是张吉人主推环保主题的图书的想要达致的目标,环保是大概念,也是小故事。非虚构写作的重点还是我们的现实,如果能让我们从小故事入手,意识到自我所能对周围施加的影响和责任。这样些许的意义也是足够了。

(作者:思郁-说书人 编辑:菲儿 原文链接:从“非虚构写作”到“非虚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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